人必须有一个超越的向度，才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。
而且纲领还荒谬地滥用现代国家、现代社会等字眼，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。那我们能不能采用自由主义方式，让资本完全放任自流呢？ 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已经以铁的事实一再证明，完全自发的市场经济，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、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，在一国范围内是如此，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。
在前三项下，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。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。究其深层根源，就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很好地协同推进。马克思博士说：绝无此事。劳动创造的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社会权力，国家的异化，民主的异化，劳动的异化发展成为全面异化。
出于我对他的特别的友谊，我将把《新莱茵报》上的所有这些东西作为注解印在我的那本书的附录里，自然要想出一个借口，丝毫不暗示伊戚希。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。朱夫子一出来，把湖湘学派压下去，胡五峰这个系统的学问无人理了，他的弟子大多英年早逝，大弟子张南轩也一点用也没有，所以，以后就是朱夫子的天下。
所以，《中庸》通过诚把主观面、客观面通而为一。程明道讲工夫主要是识仁，识仁不是格物穷理。类概念的普遍性是相对的普遍性，有限制的普遍性。这个天道不是荀子所说的那个意思，而是超越意义的天道。
从那些文献可看出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王阳明、陆象山说良知、本心不限于应当，也涉及存在呢？王阳明说：无声无臭独知时，此是乾坤万有基。但是，朱子不喜欢程明道，只是不好意思批评他，因为他地位太显赫，朱夫子对程明道很客气，这是为贤者讳。
程伊川、朱夫子也讲古典呀，为什么发生转向呢？这是不自觉的，以分解的头脑作分析，不自觉的就转向了，转成伊川朱子的型态，我们称之为歧出。仁是心这个问题很容易带出来。这个性就是本质的意义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所以然之理。到程明道，主客观两面充实饱满，没有虚歉，这就是程明道一本论，主客合一。
你不能兼体而无累，是因为你没有神，你的生命不灵、不虚。又云：‘元亨，诚之通。有一个然就有一个所以然。因为它有活动性，所以，它才能创生，才能使现象变化不尽。
亨是内通，利是往外通,往外发。到北宋一开国，知识分子思想上就有一个觉悟。
创造之所以为创造，在西方哲学从意志了解，在中国儒家则讲仁、心性，其道理是一样的。上帝创造万物，万物离开上帝就没有存在，这是宗教家的讲法。
儒家讲天命不已、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这是客观地讲，主亲地讲是本心仁体。朱夫子理解的性是存有论意义的，所以，他结果走上泛存有论的路。《易传》讲生生不息、穷神知化、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创造的意义表示最清楚见于《易传》。宋朝于历史运会上是重阴，这不是理学家的责任。孟子讲尽心、求其放心、扩充，这是逆觉之路。朱子承继伊川成一系统，这个系统不同于周濂溪、张横渠，也不同于程明道。
这个活动是activity，不是motion，motion是物理的。理不会活动，活动性就代表心。
道所以能成功气化，成一个行程。没有仁的地方就要干枯，有仁的地方才能化，这就是创生。
天所命者通极于性，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。他说：万物皆备于我只是万物之理备于我，并非万物之存在备于我。
孟子是要从诚体这个地方证明万物皆备于我。从理说存有性，从心说活动性。孟子哪个地方表示心即理呢？先得了解仁义内在，再理解性善说，进一步就是孟子所言恻隐之心，仁也。乾元这个创生性原则引发现实世界一切东西生生不息往前进，所以，体用打成一片。
要了解周濂溪，首先要看他的《通书》，以《通书》作标准，不要以《太极图说》作标准，要拿《通书》决定《太极图说》的意义。孟子讲扩充，扩充才是尽心的根本工夫。
朱子的性即理就是从所以然了解性这个理路来。上帝所以为上帝的具体而真实的意义，一定要通过圣子(耶稣)来了解。
陆象山是有这个姿态，他不说破，不说破就很容易令人误解为禅。理学家中朱夫子最显明，朱夫子认为天地万物的形式根源是理。
冯友兰对朱子这句话有误解，他只承认物物一太极，把太极误解为类似Idea，是多元的。假若良知只是如此，这也不算坏，人是有这种特点：人有良知，使人能够表现道德的应当，表现道德的实践。这个意义的思，孟子也提到，就是孟子所言思诚，这种意义的思，不是逻辑意义的思。《中庸》的地位很重要，主观方面讲仁、心、性。
当陆象山、王阳明说心即理的时候，就是根据孟子那几句话来的。但另有一种讲法，就是劳思光的说法。
下定义中的人是科学亲点中的人。朱子这套思想根据程伊川来，他最崇拜伊川。
在孟子，这个意思不明显、不透出，但并不是没有。《易传》讲乾元，乾元就是创造性实体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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